△《钦定西清砚谱》中收录的“铜雀瓦砚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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郭亮
笔、墨、纸、砚是中国传统的书写工具，对传播中华文明、发展中华文化贡献良多，故有“文房四宝”之誉。
“四宝”之中，砚台虽然排名最末，却与人的关系最大，对人的影响也最深，正如北宋苏易简《文房四谱》所言，“‘四宝’砚为首。笔墨兼纸皆可随时收索，可与终身俱者，惟砚而已。”而同为北宋书家的唐庚则在《古砚铭序》以寿夭和德行的角度对砚作了深情礼赞，曰“笔之寿以日计，墨之寿以月计，砚之寿以世计。其故何也？其为体也，笔最锐，墨次之，砚钝者也。岂非钝者寿而锐者夭乎?其为用也，笔最动，墨次之，砚静者也。岂非静者寿而动者夭乎?”将砚之宝重程度推崇到无以复加的高度。
作为中国传统文人须臾不能离之的书写工具，砚台多为石质，其性坚固，可以传百世而不朽，故历代名家对砚台的选材、制作、雕刻、使用、收藏都有讲究，形成了各具特色的风格和流派。其中，唐宋以来所流行的汉瓦砚，以其古朴、厚重、稀少而备受珍视。
所谓汉瓦砚者，又称瓦头砚，是指利用古砖瓦（主要为汉瓦）为材质制成的砚台——所谓秦砖汉瓦，是指其质地优良，坚固耐磨，自隋唐起便有人利用其制砚，所制之砚耐磨发墨，效果极佳，且此等砖瓦之上多有纹饰或制造铭记，极富古韵，向为以风雅自居的文人墨客所钟爱。
古砚往事
在醴陵市博物馆内，珍藏着一件用汉瓦制成的砚台，系当地村民汤其树捐献。解放初期，当地民兵汤其树曾在状元洲集训过，一天傍晚在洲上散步，偶尔在沙地上拾到此砚，觉得此方古瓦十分特别，便珍藏于家，一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，新建的醴陵市博物馆向社会广泛征集文物入藏，才将此方古瓦捐献给博物馆，经鉴定为较为少见的汉瓦砚，具有一定的艺术和考古价值，故得以入藏。
这方古砚为深灰色的长方体瓦块，中部为琵琶式淌池，四周阴刻铭文，上部用篆书直行阴刻铭文16字，字迹模糊，难以辨认；中部池旁左右侧宋体直行阴刻铭文12字，右侧为“为爱陶甄之质”，左侧为“宜加即墨之封”；下面行书直行阴刻铭文“予得之于漳滨之深，以三十九枚娶，而加绪翰墨，以为博珪好古之玩云，洪武辛未重九翟仙铭”。瓦砚背面上部以古钱造型篆书“宝货”二字，中部隶书直行阳刻“建安十五年”，下部为浮雕两鹿相嬉图案。
“翟仙”，当为“臞仙”之异写，是明太祖朱元璋第十七子朱权别号，“洪武辛未”为公元1391年，是年，十三岁的朱权被封为宁王，两年后就藩大宁（今内蒙古宁城县）。所谓“漳滨之深”，当指河北临漳县西南的漳水，为铜雀台故址之所在——东汉建安十五年（公元210年），曹操筑铜雀台于邺都，所用材料至坚至优，时人多取残瓦琢而为砚，风靡一时，前引北宋苏易简《文房四谱》记，“魏铜雀台遗址，人多发其古瓦，琢之为砚，甚工，而贮水数日不燥，世传云；昔日制此台，其瓦俾陶人，澄泥以络络滤过，碎核桃油方埏填之，故与众瓦异焉。”并言以此瓦磨制的砚台，“体质细腻而坚如石，不费笔而发墨，此古所重者，而今绝无。”至北宋时已为罕见，更遑论去北宋数百年之久的明代，故朱权得此瓦，见其上所刻“建安十五年”款识并两鹿相嬉之浮雕图案，便知这是传说中的铜雀台瓦，乃有琢而为砚并款识纪其事之举。
如是，似乎可以还原出这方古砚入藏醴陵市博物馆的基本脉络：明洪武辛未年（公元1391年），13岁的少年朱权在漳水边上以三十九枚制钱购得这方铜雀台古瓦，并着工匠磨制成砚，且款识题刻于上，日日把玩不已。后朱权因参与“靖难之役”备受兄长朱棣猜忌，徙封至南昌，这块瓦砚也便到了南昌。又百余年，朱权四世孙朱宸濠借口明武宗荒淫无道，集兵号十万造反，起兵四十三天而败，与诸子、兄弟一起为王守仁所俘，押赴南京伏诛。乱军之中，宫邸宝玩星散，这方瓦砚也不知去向，不知何故沦落到距南昌三百公里之隔的醴陵状元洲上，于解放初期为村民汤其树拾得，并将其捐献给博物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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